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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忘记自己说起

时间:2017-01-09 作者:未详 点击:

  参加2000年的中央电视台“荣事达杯”主持人大赛,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日子。它在我心中的分量与名利无关,我收获最大的不是拿了第一名,而是突然找到了一种感觉,而在此前近一年的沉沉浮浮中,这种感觉曾经让我费尽心血却又始终捉摸不定。
  
  还是从我加入《今日说法》的团队讲起吧。
  
  在《今日说法》第一次试镜后,节目组里就有了争议。有的领导觉得我还不错,在电视上像是那么回事;有的领导担心我太年轻了,刚刚本科毕业,离他们原来设想的年龄差距有点大。我最终还是得到了做《今日说法》实验版的机会,虽然不清楚今后要在节目组里充当什么样的角色,但是,能够参与真正意义上的法制节目的诞生,这让我很兴奋。
  
  幸运的是,从《今日说法》开播的第一天,我就是这个团队的一员。
  
  1998年,《今日说法》节目组准备招主持人,他们最初考虑在北京广播学院(现中国传媒大学)以外的高校里找法律专业出身的人员。抱着试试看的心态,节目组先后到了北京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、中国政法大学。转到北大的那天,我恰好不在学校,据说面试的时候,来了一百多个学生。节目组临走时学校老师还说,我们还有个同学比较活跃,但是今天没在,能不能留个电话让他试试。我当时是社团活动的积极分子,临近毕业,戏剧社想搞一台演出,我正风风火火忙着演出的事情。等我回到学校,节目组已经走了两三天了。听说他们找到了两个比较满意的候选人,近期就要开始试镜了。我觉得这下没戏了,后来,老师说你还是试试吧,毕竟是个不错的机会,我就打了一个电话,在聊了足足15分钟之后,节目组邀我见面了,还说,毕竟是个电视节目,得看看你长什么样,就这样我生平第一次跨进了中央电视台的大门。
  
  筹备栏目的过程真的非常艰苦,虽然节目有夭折的可能性,但是整个团队斗志特别高,没有办公场所,我们就长期占据中央电视台二楼的一个咖啡厅。有一段时间,大家开玩笑说,二楼咖啡厅简直成了我们的办公室。当时节目组给所有嘉宾留的电话,都是咖啡厅电话,连咖啡厅服务员都说,怎么一天到晚全是找《今日说法》的?
  
  《今日说法》终于开播了。作为栏目的主持人,我的起步很艰辛,其间的磨合过程非常艰难,我几欲放弃,大脑里面有时会出现暂时的空白,看着嘉宾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,倾听嘉宾的谈话,但接下来该怎么办?接着就想看稿了,可是又不好意思看,还要假装听嘉宾讲,实际上眼已经直了。有时候嘉宾会停下来,等着我问下一个问题,这个空当我尤其慌乱,不知道下面该做什么。我曾经创下一个纪录,《今日说法》一期节目录了两个小时。但是一期节目是15分钟,除去八九分钟的内容,演播室里也就6分钟的访谈,而我一连录了两个小时。后来编导说,你再录两个小时,就赶上一台春节联欢晚会了。
  
  让我最难受的是,周围所有的人,包括演播室的灯光、摄像,包括场外的导播,都能看得出某几个瞬间我不在状态。我的确信心不足,花了很多精力去考虑别人会怎么看我,而没有完全投入到节目的主持中。在那种漂浮的、遮遮掩掩的状态背后,隐藏着巨大的危险。
  
 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,“荣事达杯”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了,我既心动又畏惧,十分矛盾。《今日说法》那时候播出一年多了,虽然磕磕碰碰,但节目基本上是在慢慢进步,并渐渐获得了观众的认可。在这种情况下参加比赛,如果成绩好的话,自然锦上添花,万一失败了,或者在比赛中丢人了,观众会怎么想呢?他们会不会觉得这种水平,怎么能在中央电视台主持节目呢?虽然心里的念头百转千回,但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起,还像平常那样录节目。有意思的是,大赛的广告片就放在《今日说法》之后播出,所以我老能看到,我越强迫自己忘掉它,内心的向往越是蠢蠢欲动。栏目组的同事就问我:“小撒,你怎么不参加这个比赛?”我说压力太大,万一弄不好多丢人。制片人肖晓琳老师听说后就鼓励我去,她说:“没事,你放心去参加比赛,哪怕倒数第一名,《今日说法》也要你。”有了她这句话,我就下定决心,打算破釜沉舟了。
  
  这是我主持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。在大赛的舞台上,突然间整个情景变得生动了,有对手了,有真实的观众了,我看到了他们的笑容,听到了他们的掌声,读懂了他们的鼓励。尤其是每当我有一点精彩表现时,场上场下立刻会形成一种共鸣,这个气场使我瞬间跨过了心里的那道坎,就仿佛不易察觉、不为人知的潜能瞬间被悉数唤醒,并且开始膨胀,它让我的灵感不断闪现,我知道我能做好,以前所有的不满意、不自信,对我来说一下子都不再是困扰了。
  
  至今我还记得在场上说的最后一句话,比赛的最后一个环节是每个选手再说一句话,评委依据它打出综合表现分。当时参赛选手都知道有这么一个环节,所以事先都想好了说什么。我也想好了,当最后站在台上的时候,我突然发现现场观众气氛不对:很多观众在笑,而且是看着我在笑。这时我才注意到,九名选手站在台上,包括我在内的前面八名,身高都比较平均,但最后一名选手,也就是站在我身边的那位,身高一米八多,而我才一米七,整个队伍看起来在我这里突然下了一个台阶。我突发奇想,为什么不抓住这个细节,道出大家的现场感受呢?于是,我毅然放弃了准备好的那句话,临场发挥了一句:我相信如果我的身高能高一点的话,可能我的印象分会更高。这件事情让我很难忘,我猛然发现只要在舞台上能够放松下来,思维的火花会源源不断地闪现。七八年过去了,舞台上那个瞬间,始终是我主持生涯中所有自信和闪光点的原动力。
  
  如果说我给《今日说法》带来了某些变化的话,我愿意说,这得益于我的专业视角。我们栏目组三位主持人的定位不同,肖晓琳老师是女性,又是一位母亲,所以有关家庭的话题,比如孩子的抚养,老人的赡养,夫妻之间的纠纷,一般会交给她。张绍刚是平民视角,看待问题的方式与普通观众比较相似,所以平民化的话题多数让他做。我在学校接受过系统的法律专业训练,提问题、找切入点都会相对专业,所以只要是法律上有争论、法学前沿的话题,编导们会交给我。后来我慢慢发现,光有这种专业性还远远不够,观众们要看的不是一个纯专业的解答,他们想看自己看得懂的故事,包括这个故事背后的道理。于是我便考虑怎么能让法律节目在不失水准的前提下,变得深入浅出,比如一个案子中涉及一个专业名词:无因管理,专家会说,这是民法上的无因管理。我可能会接着追问,什么叫无因管理?然后再通过例子,通过一个小事,给观众一个形象化的说教,让他们知道这些概念与我们身边的哪些事相对应。我的风格就这样渐渐形成了。
  
  如果没有央视的宽容,所有的一切都无从谈起。如果它在我初出茅庐时拒绝了我,在痛苦的磨合中放弃了我,我就不会一路走到现在。央视有足够的耐心,把每一个珍贵的位置留给真正有实力的人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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