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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梦想之名

时间:2014-01-16 作者:未详 点击:

  又一年选秀季开始,前浪们还活着吗?东南卫视新近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“星光大会”定位为“选秀后歌手的终结站”,把近几年落选的内地“快男”,“超女”、“型秀”,台湾“星光帮”之类的选秀歌手聚集在一起,重新出发。严格说,这些人没有落选,他们中有人当过冠军,只因时运不济,有人赶上了“超女”的黄金时代,却成为那组人中发展最不好的。选秀都会强调:在这梦想的舞台!而当所谓梦想真的实现,才发现仅有梦想是远远不够的。
  
  一
  
  余铭轩,2004年“超男”总冠军,比李宇春早一届,在他身上充分体现着“起个大早,赶个晚集”。“一个青涩的孩子突然有了一种当明星的感觉,这是多么大的诱惑和幻觉。大学还没读完,就被前东家带到了长沙。学业放弃了。背着8年的卖身契,怀揣着梦想当明星去了。”穷困时,他和亚军AA制一碗5块钱的米粉,那是一天的食物。“免费的通告,免费的演出,免费的……就是我的工作。跟公司一次又一次提出解约,一次又一次被拒绝。”这时‘陕乐男声”举办了,“我知道我对公司已经没有意义了,再一次提出解约,果不其然,相当顺利。真正地失业了。”
  
  余铭轩的失业可以归结为运气不济,他参加的那届“超男”因为没有拿到牌照,节目只在河南卫视播出过,无声无息,6年过去,他的青春也过去了。
  
  与李宇舂同届的易慧碰见了最好的年份,就读于星海音乐学院的她与周笔畅是同学,比赛时由于较胖,止步在全国第八名。有人对她说,如果你瘦下来就不止第八名了,为此她减掉了10斤。那届“超女”从过程到结果算是最公平的一届,选手的知名度与名次成正比。曾经平等的她们现在已经不再平等。
  
  春节前,2005年“超女”聚会过一次,前三名一个没来,这差别在易慧嘴里微不足道,她的解释是:毕竟大家的时间都不太好约。李字春自不用说,张靓颖走国际路线,周笔畅家境富裕,第四名何洁买了房子,第五名纪敏佳正装修房子,进了文工团,叶一茜嫁了田亮。而易慧,还在“北漂”,她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找工作,短暂的成名带给她的是适应不了朝九晚五。
  
  “星光大会”的制片人吴小莉说,他们有异常强烈的自尊心和戒心,表现形式就是淡化一切不愉快的过往——和公司的纠纷、经济和精神上的困窘,面对过去伙伴成功的失落。还有不断感谢自己仅存的那点“粉丝”。曾是2006年“超女”第12名的胡灵抗打击能力比一般人强大,她的身世非常悲惨,父母离异后遗弃了她,外婆把她捡回来养大,初中没毕业她就辍学进入夜店做歌手。
  
  选秀比赛中,为了节目效果和瞬间的感动,会制作一些选手身世的VCR,不能说这些内容是假象,但它们对选手是另一种伤害。现在自己做了唱片工作室的胡灵深谙此道,“其实不是选手家里都挺苦的,是它播出来的都是挺苦的那几个……一下就觉得我被扒光了。”胡灵说,很多情感她愿意放在心里,十几年来家人都很注意不去触碰她父母的事。
  
  在那速食的几个月里,他们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名誉。“长这么大,突然有那么多人喜欢你,那么多人给你鼓掌,那跟酒吧唱歌肯定是不一样的。”胡灵说。他们免不了大大增加期望值,期待这些名气可以折现。每个人拿到的是不同的合约,从进分赛区前十开始,名次越高年限越长,从1年到10年不等。西安的选手党宁原本是大学生,她不太能适应这样的规则,一看到8年的台约就说:“哎呀,要到30岁,我不要活了。”
  
  借着比赛的热度,有一年时间里他们有很多商业演出,像以前胡灵唱一个月赚两万元,那时她一场可以赚2万元,这个短暂的暴利也是这些小孩不断地失败,又不断地参赛,坚持不离开的理由。他们经常在各种比赛中见到熟人,亲热地打招呼:“你也来了。”
  
  在“我型我秀”里红过一阵的师洋又去参加“快男”了,老“超女”们提起他很感慨。师洋走的是“伪娘”路线。可悲的是,师洋本届遇到了一步到位的刘著,除了身份证上的性别是男,刘著的所有外在表现都是女性。当一个选手自以为找到自我定位时,他们可能遇到三种情况:风向变了,不流行他这路子了;出现了比他更极致的人;撞大运成功了。而“伪娘”选手注定无法进入主流圈子,因为广电总局对卫视直播海选明令禁止。
  
  进不了决赛,注定成为选秀的炮灰,为节目炒热提供一些谈资,但这样的代价却是他们自愿付出的,他们自己也清楚游戏规则。
  
  二
  
  除了李宇春等少数人,选秀歌手们都经历了解约风波。“十强”以外的,如果没有工作,合约自动失效,“十强”以内,基本都要经过官司,当然也不是绝对,还要看公司对他们的评估。刚签约的歌手没有工资,情况好的话,会有2000元生活费,所有的经纪合约都没有保障。为企业活动或夜店做演出是他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,一般是五五分成。易慧在与天娱单方面解约后,进入评委黑楠临时开的公司,她把它叫做“战地医院”。这种公司很不正规,经纪人卷走了她和叶一茜的演出费约10万元,不知所踪,公司认为是她们私自接商演造成的,于是对簿公堂。没有背景没有懂行的人帮忙,她完全搞不定。打官司时,央视“法治在线”来采访她,她在电视里看到人家采访的都是杀人案,现在突然自己成了当事人,忍不住哭了出来。有一刻她怨恨父母,为什么不在比赛时多花点钱投票,以至于道路艰难。
  
  更多的选手通过商演赚到了钱,像谭维维歌里唱的那样:“给奶奶买了新房。”但是接下来她们没有机会出唱片,胡灵开了唱片工作室,但她很坦白地说:“能够保本的,我们就觉得他是很厉害的了。实体销售太难做了,你铺货的时候,能铺出去2万张,但你可能还得收1万张回来,没有能靠唱片赚钱的,一个也没有。”很显然,电视台消化不了五六十个歌手,也赔不起这么多钱,他们只能拖延说,会发片,但要等。那些能发片的一定是有附加价值的人,比如商演和广告。“赢利的部分还是在演出上,那为什么歌手还要做唱片?其实它是可以让你自己生存下去的一个方式,因为你一定要不断有新的作品出来让大家知道‘噢,他还活着’。这是现在所有宣传的根本。”
  
  刚比赛完时,胡灵接到公司一个电话,告诉她,公司放消息说她和黄雅莉、何洁搞一个组合,这事不是真的,但如果有媒体问,她要默认。这属于非常轻微的炒作。当胡灵签了新东家后,公司炒她陪酒、整容的新闻,她都直认不讳,“爆出来一段,再澄清一段,但你一定要有个新作品。”当歌手们发现没有新作,只是消耗积累时,他们就会非常慌张。
  
  其中有些人熬不住,退出了这个职业,党宁就是这样。她也不情愿,在西安时,父母以她为荣,逢人就说“俺女子”,来到北京,她卸不下面子,上不去下不来成了他们的通病。她曾经也以唱歌为梦想,“回报差不多就行了,但却连差不多都没有。”
  
  在给了自己两年时间而一无所得后,她和公司主动提出做幕后宣传,报酬远比不上当歌手,只是稳定一些,她甚至不愿意被归类到“超女”,她参加“星光大会”的目的是帮公司选拔歌手,把自己放到经纪人的位置。
  
  三
  
  与什么机会都没有的路人相比,他们以为自己是喜剧,但与成功的同伴相比,他们是悲剧。吴小莉说:“如果各个卫视做完了选秀的节目之后,他们的前景和未来有人规划的话,这档节目我们是做不起来的,等于这些资源肯定是在各个卫视手里,肯定不会放给我们。他们没有未来,他们才会一次又一次地参加比赛。”除了按节目内容,带选手到台湾进行全方位明星化的包装、训练外,“星光大会”尽可能多地给这些失意者介绍各种唱片公司,再提供3个去英国音乐学院进修的名额。在“星光大会”制作团队里,流传着一个“反潮流”的说法,即,希望这档节目能让“选秀后”歌手们接受真正正规的训练,并使他们真正回归到探究音乐的本质上来。但这个目的是否能通过一个节目而得偿所愿?吴小莉略带无奈地说:“我们是希望大家也来关注这些选秀后的选手,其实他们现在的处境并不是人人都像李宇春那样的。”
  
  如果说选秀什么都没留下也不是实情,靠参赛维持知名度,他们可以在夜场赚到普通酒吧歌手10倍的收入。台湾的选手同样如此,他们靠这样的办法才能在东南亚登台,或者在综艺节目中做B角演员,挣一两千元的通告费。
  
  大多数人的浪费生命成全了少数人的光芒,为什么选秀还在办?吴小莉说:“因为内地电视台意识到了培养艺人资源的重要性。内地自制剧、自制晚会越来越多,请外面艺人很贵,需要自产自销的新鲜血液注入。”这个培养“新鲜血液”的过程需要相当长时间,这个过程里,必然还有大量的炮灰牺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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